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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 
 

那些年,炒股不仅考验智慧,还真是个体力活  

2014-09-15 16:50:50|  分类: 资料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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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些年,炒股不仅考验智慧,还真是个体力活 - X -



排队,对生活在上海的人来说,算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了。买个鲜肉月饼,要排几小时的队;周末去餐厅吃饭,也要排个把小时……但在老李眼里,“今天排队的情形,同当初大家购买股票的场景相比,完全是小巫见大巫。”

20年前委托交易时的排队经验,对像老李这样的早期股市投资者来说,已成一段难以忘怀的珍贵记忆。

那时没有电脑交易系统,为了能早点达成交易都得提前排队。有资深股民回忆,在关键时刻,比如买入股票预约单,往往要连夜排队。在上海人民广场的黄万国营业部门口,直到夜深也是一派熙攘景象。

“不少大户还会雇黄牛。外滩各大酒店门口经常倒卖国库券的‘打桩模子’,也加入了排队大军。”

那些年,炒股不仅考验智慧,还真是个体力活。

除了排队,动辄一个人背一二十万现金到营业部买卖股票的兴奋与刺激,老王直到今天一想起来还能感受得到。

“当时买深圳股票门槛高,都是凑钱。我们办公室七八个人凑了一二十万,我操盘。”老王的声音渐渐高昂,“股票卖出的那一天,我背着个双肩包,装着赚来的钱,从黄万国走着回公司,一路感觉仿佛在天上似的。”

老王笑着说:“回到办公室给大家分钱,每个人都喜气洋洋,感觉不要太爽!”

第一代股民,与股市一起萌芽,相伴走过懵懂的青葱岁月,又一同走向成熟。他们对股市的热情,是今天的人们无法想像的。

那些年一起炒股的回忆,于他们而言,总是珍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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怀旧,好像一种风尚,在各个领域蔓延——从艺术到经济,从情感到物质。


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初,人们的生活虽然不像今天这么丰富多彩,但改革开放的步调让人们的视野变得宽阔,各种新生元素破土萌动。在那个蕴藏着巨大活力与生命力的年代,也上演了属于第一代股民的“激情燃烧的岁月”。


那时,所有人都沉浸在一种变革的氛围中,早期的股民做投资可能简单、片面,却有一种自信的力量和面对未来的勇气。


如今,随着股市转好,投资者参与市场的热情也渐渐高涨。但此时的热情,在那些年一起炒股的老股民眼里,完全是小巫见大巫。那种对新生事物的渴望、追逐与热爱,只能成为追忆了。


其实今天想来,那些年我们一起炒股的日子,何尝不是“中国梦”的一道伏笔———凭自己的梦想、激情与力量,创造属于自己的好日子。


难以忘怀的记忆


在投资市场摸爬滚打20多年,老李见证了中国股市的起起落落。直到今天,上世纪90年代股市的火红岁月仍令他难以忘怀。说起那些年炒股的往事,老李依旧激情澎湃。


据老李讲,至今最让他回味的,是身在上海,投资深市股票。这对今天动动手指都快能炒港股的投资者而言,有些超出想像。


“上海炒的是老八股,深圳炒的是老五股。”他所说的老五股,分别是深发展、深金田、深万科、深原野和深宝安。深市股票大涨,一下子就引起了上海投资者的关注。


可对当时上海的股民来说,只有万国证券黄浦区营业部可以开户买入深市股票。而且由于是电话委托,不像现在可以实时成交,只能用传真传送过去,往往过两三天才能到买到深市股票。


“填写完委托价格后,营业部会集中报单,如果填的价格低了,往往成交不了。”据资深股民回忆,由于当时没有涨跌幅限制,投资者如果要想保证买入,填写的委托价格就必须高一些。


令人惊讶的情景出现了——沪市股票是一百元为基准,一股就可以委托;深市股票是一元钱为基准,委托买入时至少五百股。“当时沪市的股票经常数百元一股,而深圳股票只有几块钱一股,一下子就吸引了很多上海投资者蜂拥而入。”


由于通过“黄万国”营业部委托的人太多了,于是乎,营业部只接受资金量较大的投资者,资金达到5万元以上才可以买入深圳的股票。


门槛高了,想买深市股票的上海投资者可不会就此作罢。


很多人开始依靠亲朋好友,通过如今很流行的团购方式,用一个账户购买。据老李的朋友老王说,他们当时买深圳股票,办公室七八个人凑了67万块钱,他一人操盘买入深圳宝安和深发展。到了1992年“810”事件后抛掉,不到一年,赚了几十万,“深宝安买的时候是3.5元,后来复权价格涨到了35元,深发展从11元左右涨到40多元。”


“股票卖出的那一天,我背着个双肩包,装着赚来的钱,从黄万国营业部走着回到了公司,当时的感觉仿佛在天上似的,看天天蓝看水水绿,回到办公室给大家分钱的场景,喜气洋洋,感觉不要太爽啊”,老王回忆起来依然兴奋。


据老李讲,由于当时上市股票数量很少,而上海投资者的购买力相对较大,使得深市股票价格都被上海的资金买上去了,不少消息灵通的投资者,往往会提前打探上海投资者“流过去”的资金有多少,据此判断深市股票的涨跌。以至于每当股票回落时,只要上海投资者的资金到了,这些股票又会接着涨上去。


当时,在黄万国营业部,每天收盘后都会把深市股票的收盘价公布在橱窗里,由于没有涨跌幅限制,经常出现超过10%乃至30%以上的涨幅,市场波动剧烈。


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,每天公布结果之时,气氛十分活跃。万国员工在公布具体涨跌幅度之前,往往会先向外面等候的人群示意一下当天股票是上涨还是下跌,“如果上涨,就会先竖起一个大拇指,大家看到这个手势就知道上涨了,立马欢呼起来;反之,如果是下跌的,就会出现一个手势向下的拇指。”老李说到此处,眉飞色舞,完全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之中。


如今对于生活在上海的人来说,排队算是最司空见惯的事情了,为了买个鲜肉月饼,要排几个小时的队;周末逛完商场去餐厅吃饭,也要排一个多小时,但是在老李眼里,这种排一两个小时的队,同当初大家购买股票的场景相比,完全是小巫见大巫。


对早期的投资者来说,排队绝对是难以忘怀的记忆。由于没有现在的电脑交易系统,为了能早点达成交易,投资者往往都提前去排队。


为了拿到一张买卖股票的预约单,往往要排几天几夜,不少投资大户还会雇黄牛去排队,而雇佣黄牛排一天队的报酬300块钱,相当于当时普通人一个月的工资。


老李说,“其实黄牛排队也很辛苦的,他们要组团排队,24小时不间断,中途去洗手间也要找另外的黄牛代为排队。”


据说当时在黄万国周边修自行车的、卖早点的人,都因当排队黄牛而赚了不少钱,而在外滩各大酒店门口经常倒卖国库券的“打桩模子”,有些也加入到排队行列中去了。


激情燃烧的老股民


在上海滩第一代股民眼里,股市作为新兴事物,给他们带来了不少甜蜜的回忆。


老王说,当时的豫园商场,后来更名为豫园商城,股价最初从100多元起步,尽管最高涨到一万多块钱,不过对于大部分投资者来说,根本没办法拿到最后,很多人涨了几倍就抛掉了。


当时的市场上,曾经流传着一个豫园商场(豫园商城的前身)投资者“因祸得福”的故事。一个投资者持有豫园商场的原始股,后来因为违法事件被抓进监狱里面了,当然也就没有办法委托交易了,没想到从监狱里出来之后,一看股票,惊傻眼了,原来投资的一万多元,一下子就翻了整整一百倍。


“立马变成了百万富翁,”在当时工资普遍只有两三百元的年代,百万富翁比现在亿万富翁还稀奇,老王接着说,“现在国内很多地产大佬,20年前起步的时候大部分还没有一百万呢。”


在巨大的赚钱效应之下,投资者蜂拥而入,股票供不应求。为保证发行,地方政府设计了股票认购证和新股认购抽签表等新工具,也就是先发行股票认购证和新股认购抽签表,然后凭借认购证摇号或者抽签认购股票。


1992810日,出现了震惊全国的“810”事件。深圳发售1992年的新股认购抽签表,出现了众人蜂拥争购抽签表的场面,最终酿成了中国股市史上的“不幸事件”。据悉,当时深圳只有60万常住人口,但原始股巨大的利益诱惑,吸引了全国各地百万之巨的股民涌入深圳。


在上海,投资者的热情同样高涨。199012月,在上交所开业前两天,为了让上交所开张增加热闹气氛,万国证券公布增发400万元申华股票的预约单,当时万国证券在上海市共有3个营业部,分别在人民广场、普陀区体育场和徐汇区体育场,结果三个地点都挤得人山人海。


以普陀区体育馆的销售点为例,很多投资者半夜起来排队,后来队伍都横到马路上去了,到了傍晚还在排队,大批上班族是下班后赶到,把整条马路堵得不能通车了。


据黄万国营业部首任总经理谢荣兴回忆,19901218日下午,他在营业部里向投资者说“明天上交所开业第一天,谁明天要买股票的在这里排队登记”。结果人们一下子拥到了柜台前,第一位申报的投资者要求买入知名度最高的电真空,第二位申报者买入的是热门股延中,第三位是17日晚上没有领到申华认购券的现中路集团董事长陈荣。


据谢荣兴讲,陈荣当时想,既然你们都在抢买热门的股票,怎么能买得到呢?于是他就买不太熟悉的冷门股浙江凤凰,由于对该股的面值、开盘基价的基本信息都不知道,所以陈荣的委托单连买多少股都没写,只写了5000元,买浙江凤凰。


“第二天一早,陈荣坐了从上海郊区南汇到上海市区的头班车,经过十六浦码头摆渡过黄浦江,到达黄浦路营业部,一路上花了近4个小时,终于拿到了十股浙江凤凰股票的单据,而真正拿到股票则等了将近一个月。”后来,谢荣兴说,陈荣在浙江凤凰升值了十多倍后卖出。正是在股市上赚的第一桶金,为他以后的事业打下了基础。


早起的投资者,在市场暴涨行情之下,基本都有过赚钱的甜蜜回忆。赚钱效应进一步催化股民的热情。在著名的黄万国营业部门口,每天晚上都有数百投资者聚集在一起,谈论着当天的市场表现,到很晚才会依依不舍地离去,这就是著名的街头股市沙龙。


今天市场上的不少牛散,就是在当初的股市沙龙起步,最终走向了大户室,走向了自己的投资殿堂。


朝令夕改的政策市


浸淫股市20多年,老李最大的感受就是,中国早期的股市完全就是政策市,在给投资者带来收益最大的几次投资机会中,不管是最初的购买认购证,还是允许投资B股,乃至带来波澜壮阔行情的2007年的大牛市,都是在政策因素下促成的。


公开资料显示,1990525日到67日的20天内,深圳5只股票在柜台交易的价格增幅为:深发展100%,金田140%,原野210%,万科380%,安达380%。股票价格的上涨,在给最早进入市场的投资者带来巨大收益的同时,也引起了政府的担心,一系列政策随即出台。


刚开始,深圳实行10%的涨停板制度,618日,涨停板幅度进一步收缩至5%626日,将涨幅缩至1%,跌幅跌至5%,从制度上限制市场只许跌不许涨,628日,深圳又规定卖股者需要交纳千分之六的印花税。在政策打压下,市场陷入长达9个月的熊市。9个月中,深市总市值跌去七八亿元,市值只剩下35亿。


1991817日,深交所放开涨停板限制。1992218日,上交所放开延中和大飞乐两只股票的价格限制。521日,上交所决定全面放开股价,长期受到压制的上海股市开始发飙,上证指数从520日的616点直接暴涨到21日收盘的1265点,到了525日,更是飙涨到1420点。


从上交所开业后情况看,随着股市暴涨暴跌而实行的政策,调控政策同样是“不择手段”。上交所开业第一周,实行5%涨跌停板制度,电真空股价基本上以每日20元的涨幅上升,股价越是直线飙升,越让持股者惜售,使得股价节节升高。


面对飞涨的股价,作为“第一责任人”的上交所总经理尉文渊坐不住了,开始不断修改交易规则。


5%的涨跌停制度实施仅一周,第二周即从1227日起,股价涨跌停板幅度改为1%,从199117日起,上交所进一步把涨跌停板幅度调窄到0.5%;此后更是要求各证券公司抛出库存以平抑股价,消息传出股市哗然,上海股市开始了证交所开市以来的第一次下跌,“小熊”三个月。


股价节节上涨,政策予以限制。股市持续下跌之后,政府同样也会开始考虑救市了。这就是中国股市的特色。


1994年上半年,市场走势低迷。沪指从19932月的1559点一路下滑,至4月份已跌破600点,围绕股市如何走出低迷、如何“救市”,监管层开始出台救市政策,讨论了几个月,股指又跌到325点,跌幅达45%


监管层果断出手,即通过股票市场的供给与需求两个方面入手来改变市场的供求状况,以期达到促使股价止跌回升的效果。19947月,暂停新股发行与上市、严格控制上市公司配股规模、采取措施扩大入市资金范围等新政推出。


周末消息公布后,紧接着的星期一,即199481日,上证指数大涨,以上涨33%收盘。在接下来的6个星期中,上证指数冲破1000点,上涨幅度达到215%


时任证监会主席的刘鸿儒回忆说:“按理说监管部门应该不管股价的,为什么要管?就是政治压力。上海股市股指跌到300多点的时候,上海市委正式写报告给中央,中央转给我们,要求采取措施,得救啊。”


就在这样的潮起潮落中,我们的第一代股民,与股市一起萌芽,相伴走过懵懂的青葱岁月,又一同变得成熟。他们对股市的热情,是今天的人们无法想像的。


幸福也好,心酸也罢,那些年一起炒股的回忆,于他们而言,总是珍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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